完善互联网领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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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电商平台频现大数据“杀熟”乱象,网络“黑公关”事件愈演愈烈,网络谣言呈现“病毒”变异式传播态势……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新技术在为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引发诚信缺失问题。   形形色色的失信行为,不仅严重侵蚀互联网文明,而且对网络诚信造成伤害。如何在网络空间构建诚信体系,杜绝网络失信行为,成为互联网领域一项重要课题。   “要加快完善互联网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说,要加强协调联动,夯实诚信基础。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坚决打击和整治网络诚信缺失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互联网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管理审核,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各级网络社会组织要扎实推进诚信教育、行业自律等工作,通过行业公约、行业标准、诚信倡议等形式,引导互联网行业规范运营。   大数据杀熟违背诚信经营原则    2019年12月24日,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回应携程大数据“杀熟”的质疑时称,“以前携程在价格方面太复杂,给某些客户造成了‘杀熟’假象。”   2019年3月,一篇题为“携程的牌坊塌了”的文章热传网络。文章称有消费者购买一张机票,携程总价为17548元,随后,由于没有选择报销凭证而重选时,携程App显示无票,退回重新搜索机票之后,相同机票的价格变为18987元。相比之下,同一时间海南航空官网相同的票价是16890元。这篇文章直指携程存在大数据“杀熟”嫌疑。   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杀熟”现象并非只在旅游平台出现,电商平台、外卖平台、出行平台同样因此备受诟病。   2019年3月,北京消协发布的《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报告》显示,44.14%的被调查者经历过购物类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37.17%的被调查者认为被打车类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16.26%的被调查者有外卖类App或网站大数据“杀熟”经历。   短期来看,大数据“杀熟”或许能给企业赚取更多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却透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   专家认为,大数据“杀熟”不仅背离最基本商业伦理和企业价值,违背诚信经营原则,而且损害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杜绝此类现象,不仅需要整个社会营造诚信氛围,还需要互联网企业自律,更需要监管部门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对此,政府部门也一直在行动。2019年6月,国家网信办公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大数据“杀熟”纳入规制范围,明确网络运营者不得对个人信息主体价格歧视等;2019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将重罚存在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行为的平台。   可以预见,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将迎来强监管。   网络黑公关严重破坏市场秩序    2019年年初,一则“网易云音乐偷偷删除用户本地文件”的谣言将网易云音乐推上知乎热榜。与此同时,“卸载重装网易云音乐得会员”“网易云音乐已死”等大量针对网易云音乐的恶意攻击内容在网络散播。   2019年7月6日,网易云音乐发布声明称,“近期遭遇大量谣言与恶意攻击,已收集证据,向公安机关报警。”同时,网易云音乐还拿出10万元向网友征集线索,表示要坚决抵制恶意造谣传谣的行为。网易云音乐同时称,“卸载重装网易云音乐得会员”的谣言,是网络黑手对网易云音乐有组织的攻击。   《法制日报》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网络“黑公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仅2019年以来,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拼多多、360等在内的企业,均多次遭遇“黑公关”。   为遏制互联网“黑公关”等违法犯罪活动高发态势,2018年,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开展针对网络敲诈、“黑公关”的专项治理行动,立案调查多起“黑公关”案件。   “网络‘黑公关’实质上是通过谣言恶意攻击、搞垮同行,这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严重破坏了正常市场秩序,应坚决制止和打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告诉记者。   刘俊海说,治理网络“黑公关”,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竞争者要树立公平竞争观念,通过提高服务质量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赢得尊重。   “‘黑公关’严重破坏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社会秩序,严重损害了受害方的信誉和相关利益。建议尽快建立包括网信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在内的多个部门联动惩治机制,同时出台打击‘黑公关’的司法解释,依法予以治理。”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潘怀平说。   网络谣言如同病毒防不胜防    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呈现“病毒”变异式传播态势,让人猝不及防。   “小康社会进入倒计时,国家统计局给出标准:年收入36万元以下均是贫穷户;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进餐等行为会感染艾滋病毒……”2019年12月27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公布2019年12月的十大热点谣言榜单,上述几条谣言在列。   网络谣言泛滥成为网络诚信建设的难点。腾讯公司公共事务副总裁陈勇说,网络谣言不仅严重干扰公众的网上活动,而且危害现实社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危害公共安全的不利因素。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诈骗信息网页浏览量超5000次即可定罪;2015年,网络传谣正式入刑。   2018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主办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积极开展网络辟谣工作。与此同时,公安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先后组织开展“净网”“剑网”“护苗”等治理行动,网络谣言在整治之列。   2019年1月,国家网信办启动网络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对网络谣言等12类负面有害信息进行集中整治。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透露,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专项行动累计清理涉网络生态问题的有害信息4437万余条。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说,治理网络谣言需加强制度建设、落实平台主体责任,需从完善规则角度入手,减少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   专家普遍认为,治理网络谣言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一种手段就可以完成,不仅需要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多管齐下,还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媒体和公众多方联动形成合力。   可喜的是,就在前不久,人民网、新华网等16家网站、平台签署了《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向社会承诺:“主动发现谣言、坚决遏制谣言、有效治理谣言、联动辟除谣言,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加强网络诚信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完善互联网领域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完善的网络诚信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综合治理,坚持依法治网和技术管网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对违法行为的检测、预警、发现、处置能力。要加强协调联动,夯实诚信基础。

2020年防控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将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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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新华网北京1月19日电 17日至18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20年要把防控新型网络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提升网络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不断健全网络社会综合防控体系。   一是构筑打击遏制网络犯罪的“新高地”。要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贩枪、网络黄赌毒、网络传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套路贷等新兴网络犯罪,完善线索快速落查、跨区域协作和跨境执法司法合作机制,深化打击整治行动,坚决打掉网络黑灰产业链,遏制网络犯罪高发势头。   二是构筑大数据安全的“防护罩”。要把大数据安全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性工程,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公民隐私、损坏数据安全、窃取数据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是构筑新业态风险的“隔离带”。要坚持鼓励创新与确保安全相统一,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既留足发展空间又坚守安全底线。(记者 卢俊宇)

用法治思维来抓好网络生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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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简称《规定》),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纵账号等违法活动。   当下,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正在渐入佳境。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59亿,居世界首位。由于网络信息具有迅速传播、引起围观和进一步放大的效应,随着互联网技术、商业模式的不断变革,网络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也更加专业化、多元化、智能化,为网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精彩、实用的网络信息。   但也随之带来了大量垃圾信息、不良或有害信息。尤其是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招摇撞骗等网络违法活动表现活跃,呈现出技术含量高、影响范围广、危害性较大的新特点,广大网民一直深感愤慨和忧虑,要求治理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当下,应深挖细查各类网络违法犯罪,形成深度打击态势,并采取刑事追责和行政处罚“两手抓”,使网络违法行为受到应有的惩处,形成震慑,以根除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滋生土壤,维护网络安全和国家社会安定祥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加强网络生态治理,是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需要,也是维护广大网民切身利益的需要。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家园,不是制造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空间。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虽说,网络无国界,但网民在行使自己权力表达自己意愿的同时,又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担当相应的义务,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加以自律和规范的问题。因此,网民无论在网下还是在网上都要遵守规则,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要有一种“主人翁意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乐享网络,把网络生态维护好,把网络空间建设好,共同营造亿万民众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的精神家园。对此,一方面需要加大法治力量,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   建设网络良好生态,营造网络清朗空间。《规定》的出台是依法治网的重要体现,网络主体的行为边界离不开法律的界定,所以,要用法治思维来抓好网络生态治理,解决好网络规范、自律和诚信。进一步提高网络违法的成本和难度,网络生态和秩序屡遭人为的破坏。深究其因,是这些人片面认为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其违法成本过低,应当加大对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付出惨痛代价,真正让法律成为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体现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达到查处一个、警示他人的教育效果。同时。提升技术保障,尽快在网络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不断提升互联网治理能力和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规范网络生态健康发展。(乔建平)

深圳市网信办集中约谈19家网络直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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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近日,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集中约谈了迷人直播、番茄直播、粉嫩直播、酷咪直播、小蛮腰直播、秘密直播、茄子直播、章鱼TV、浪花直播、花丛直播、蜜月直播、交友视频、天仙直播、卡哇伊直播、快猫直播、热猫直播等19家网络直播平台负责人,就各平台存在的低俗色情等乱象,责成平台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全面整改,确保良好网络直播生态。    根据国家、省网信部门的部署,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组织开展网络直播、短视频类平台专项整治行动,抽调技术力量对全市移动应用程序商店上架的直播和短视频类应用程序进行全面检查,共发现19家网络直播类应用在主播衣着、直播互动、弹幕内容、用户昵称等各个环节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俗色情问题。    在约谈中,相关部门对各平台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通报,要求各平台立即全面自查自纠,坚决清理低俗色情信息,同时要强化安全和法治意识,依法依规经营,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审核系统和机制,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    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指出,网络直播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破坏了网络生态,尤其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加强监督管理,对存在问题拒不整改的平台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置。网络生态治理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社会各界、广大网民据实举报。举报途径如下:深圳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站:http://szwljb.sz.gov.cn,举报电话:0755-88111710)。 

是网络监督还是抹黑污蔑?党员干部遭遇网络侵权,能举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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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近日,我中心就接到举报,有人在某论坛发布多篇贴文,“揭露”某地政府部门党员干部宁某、李某的“恶劣行径”,称二人收取当地企业巨额贿赂,放任其进行非法集资活动。贴文引起当地纪检部门关注,而调查却发现贴文内容不实,非法集资确有其事,但与宁某、李某毫无关系,贴中所说的贪污、包庇行为更是无稽之谈。发贴人遭遇非法集资被骗后,未选择正当维权途径,通过互联网诬告泄愤。为吸引眼球、耸人听闻,贴文还进行过度解读,将其他受害人因骗自杀与之关联,引发大量传播及负面评论,致使两名党员干部名誉受损,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当地纪检部门查明后立即协同当地网信部门向我中心说明这一情况,请求删除相关信息。我们在对举报材料一一审核后,协调相关网站对侵害党员干部名誉权的贴文依法予以删除,及时维护了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表达意见、互动交流的平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捏造是非、中伤他人。一些党员干部因违法违纪、不担当不作为被网民检举揭发,一些党员干部却因敢担当敢作为被恶意中伤、诬告抹黑。个别人利用公众对贪污腐败的关注和痛恨,在网上肆意诬告陷害党员干部,这异化了监督权利。一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受理针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网络侵权信息举报,严格把关,认真核实,对那些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党员干部的有害信息依法依规及时处置。为的就是维护敢于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保护干部声誉,让他们消除“得罪人”的顾虑,卸下“不敢管”的包袱,更好履职奉献,同时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举报人应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人。遇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可以直接向纪检监察等机关依法如实举报。本着对举报人、对党员干部负责的原则,我们在受理处置网络上关于党员干部的不实信息时,也会要求相关部门提供证明材料。对待网络监督,领导干部要正确面对。对于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网络信息,也要及时澄清。只有在清朗的网络空间中,网络监督才能真正发挥效力,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一支建设性力量。

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科学治理的重要成果、综合治理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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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现象,2019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对具体如何认定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构成违法违规,还缺少比较明确的规则和指引。此次四部门正式发布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以下简称“《认定方法》”),从六个方面对主要违法违规情形做出具体规定,既填补了操作规则上的空白,也可以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提供指引,为App评估和处置提供参考。   针对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违法违规现象,2019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践中对具体如何认定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构成违法违规,还缺少比较明确的规则和指引。此次四部门正式发布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以下简称“《认定方法》”),从六个方面对主要违法违规情形做出具体规定,既填补了操作规则上的空白,也可以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提供指引,为App评估和处置提供参考。   个人信息保护科学治理的重要成果   《认定方法》把握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规律,针对违法违规重点环节、突出问题科学做出规定。对比2019年5月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最终发布的《认定方法》更加严谨。   第一,在内容上更加聚焦治理重点,针对有广泛共识和显著危害性的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把认定范围从全情形列举,调整为围绕典型违法违规行为的举例列举。   第二,在表述上更加准确,由于《认定方法》仅供执法部门提供参考,所列举的行为“可被认定”违法违规;具体的违法违规认定还要由执法部门根据情节、后果等情形最终做出判断。   第三,在必要的合规要求上更加具体,如:明确隐私政策必须提供简体中文版,App委托第三方或嵌入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也要逐一列出,不得以欺诈、诱骗等不正当方式取得用户授权同意,不得因不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或打开非必要权限而拒绝提供业务功能,App接入第三方应用经用户同意后才可以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App响应用户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功能承诺时限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   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治理的重要突破   出台《认定方法》是四部门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部分,更是实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重要方式,也可以为正在进行中的网络信息立法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第一,《认定方法》落实“网络综合治理”要求,明确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主要情形,可以为监督执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企业履责合规指明方向,为网民社会监督提供依据,助力形成多主体参与网络治理的“综合治网格局”。   第二,《认定方法》是监管推动立规的重要成果,通过总结一段时期以来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的经验举措,把法律法规的一般要求细化为更具可操作性的规范,让法律法规更好落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   第三,《认定方法》充分注意并考虑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特点,精准识别和重点标注出有社会危害性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有利于提高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当前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网络信息领域重点立法,也应借鉴这一思路,深刻把握互联网规律、运用互联网思维,在构建抽象的法律原则框架下,针对网络信息活动不同环节,有的放矢、重点突破,设计科学、有效和可操作的法律规则。(作者:周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深入推进监管工作,从源头治理App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04
2020-01
  近年来,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现象大量存在,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网民对此反映强烈。落实《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要求,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广大网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2019年1月至12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根据《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在近一年专项治理工作基础上,四部门制定发布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以下简称“《认定方法》”),为App评估和处置提供参考,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提供指引。   《认定方法》结合App功能特性,针对移动互联网行业现存的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网络安全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性要求进行了细化说明:一是明确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不仅包括根本没有征求用户同意的情况,还有收集信息后再征求用户同意、实际收集的信息超出用户授权范围、App更新时自动更改用户设置的权限状态等。二是细化解释法律规定的原则性要求,如明确了《网络安全法》规定的“必要”、“明示”等的具体含义和要求,“必要”是指实现业务功能所必需,如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等不属于必要范围,“明示”要求逐项列举、目的明确、易于理解,收集使用规则更新时提示用户等。三是指明以不正当方式逃避监管,实际上并未履行法律责任的情况,如《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公开收集使用规则,而有些App虽然有隐私政策,但是并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隐私政策中几乎不涉及收集使用规则,或隐私政策在App中十分隐蔽、难以找到,或隐私政策不是在App中公布,而是在官网等用户无法直接查看的地方公布,或没有提供简体中文版本,用户难以阅读。《认定方法》明确要求收集使用规则必须在App中以用户便于访问和阅读的形式展现,并且根据行业和监管实际,规定进行主界面后,通过少于4次点击等操作即可访问到。   值得说明的是,《认定方法》主要针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非法买卖等犯罪行为不是其重点规范对象。目前,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方面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执法监管经验不足,服务模式、业务功能复杂多样,很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做法处于灰色地带,监管难度较大,尤其过度收集行为更是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源性问题。《认定方法》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评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行业进行调研,根据法律法规划定出违法违规行为界限,尤其着力探索破解强制收集、超范围收集、隐蔽收集个人信息等现存突出问题和治理难题,从源头根治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啃个人信息保护的“硬骨头”,标志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入更为深入阶段。   《认定方法》主要针对以下行为进行了界定:   强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有些App要求用户一次性同意其收集所有业务功能所需的个人信息,或要求用户授权其运营的其他产品及第三方插件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或要求用户授权与所谓的“关联企业”共享个人信息,不同意则不提供服务。较为典型的是将targetSdkVersion值设置小于23,要求用户一次性同意开启多个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用户不同意则无法安装使用;有些App在用户明确表示不同意后,仍频繁征求用户同意、干扰用户正常使用,强迫用户提供个人信息。   对此,《认定方法》要求App运营者不得通过一揽子征求同意的方式、不同意则拒绝提供无关业务功能、频繁征求同意等强制性方式获得用户授权。   超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有些App收集与所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很多App为了增加产品功能丰富性,通常将多种业务功能集中开发在一款产品中,要求用户同意所有业务功能所需个人信息,不提供任一个人信息,则拒绝提供所有服务;有些App在不使用相关功能时,仍频繁收集仅为此项功能所需的个人信息,或者以超出业务功能所需频率收集个人信息。   目前,利用个人信息和算法进行定向推送已成为一些互联网行业的一大营利模式,有些企业为实现精准推送,往往以改善程序功能、提高用户体验、定向推送等目的强迫用户提供并非实现业务功能所必需的个人信息。有些企业为了宣传产品,未经用户同意将所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提供给广告营销商,进行广告推送。   对此,《认定方法》要求不得收集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强制收集非必要的个人信息。非必要信息包括“不是业务功能所必需”、“仅为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用户体验、定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品所需要”、“新增业务功能所需个人信息”等。   隐瞒用户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有些App在用户注册界面默认勾选同意隐私政策,非常容易导致用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授权;有些App在隐私政策中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可能用于”等开放式表述,未完整列出具体的个人信息类型,通过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而获得收集无限制多类个人信息的授权;有些App在安装后,未征得用户同意,就开始使用Cookie等同类技术收集用户设备IMEI号、MAC地址等个人信息;有些App为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通过嵌入各类第三方插件(如SDK)实现产品功能的多样化,而这些第三方插件成为“隐形扒手”,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甚至将个人信息传至境外服务器;有些App故意隐瞒、掩饰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真实目的,或者使用模糊性语言使得收集个人信息目的不明确、难以理解,误导用户同意收集个人信息;有些App通过其他产品账号登录,未经用户同意,访问用户其他产品中的个人信息;有些App在其界面显示其他产品链接,一旦用户点击即默认注册,未经用户同意将个人信息提供给第三方。   对此,《认定方法》要求App运营者通过逐项列举的方式明确App及委托第三方、嵌入第三方代码和插件收集个人信息类型,在收集个人敏感信息或获取权限时同步告知用户目的,确保用户知悉收集个人信息的真实明确目的,收集使用行为要经过用户明确授权等。   未设置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的功能。有些App虽设置相关功能和渠道,但无法及时响应;有些App仍把注销过的账号信息保留于服务器,注销账号机制无效;有些App在用户注销时,要求满足提供超出用户注册时所需信息等不合理条件,否则不予注销。   对此,《认定方法》要求App运营者不仅要设置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的功能,还要求能够及时响应,并不得设置不合理的前提条件。

全国人大将开通网上信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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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
  记者2日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获悉:全国人大机关将于近期开通网上信访平台,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腿,将网上信访打造成为人大信访工作的主渠道。目前,网上信访平台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机关按照党中央关于“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适应信息化时代发展趋势,及时启动网上信访建设工作,拓宽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实现群众信访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答复。   机关网上信访平台开通后,信访人通过“中国人大网”进行注册登录,即可提交信访内容。   为保证网上信访平台依法、安全、规范运行,全国人大机关信访局研究制定了《全国人大机关网上信访须知》《全国人大机关网上信访工作规程》等文件,明确信访人注册登记、提交信访等网上信访事项有关规定和要求,并对后台办理工作流程等作出明确规定和纪律要求。   据了解,网上信访平台开通后,全国人大机关将进一步在便捷畅通管用上下功夫,在智能化建设上下功夫,在挖掘利用信访大数据上下功夫,努力提升人大信访工作信息化水平。(记者 彭波)

护苗更育苗——“护苗2019”专项行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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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
  “护苗2019”专项行动已画上圆满句号。   这一年,全国“扫黄打非”部门共查缴非法少儿类出版物95万余件、盗版教材教辅102万余件,清理查删网络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373万条,查处“护苗”类行政和刑事案件190余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公安部对其中7起传播涉儿童色情信息案件实施重点挂牌督办。   这一年,从组织寒暑假期间文化市场环境整治,到春秋季开学时开展校园周边市场清查;从专项整治面向中小学生的学习类App,到深入部署清理网上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从大力净化中小学生网上网下学习成长环境,到坚决查办案件严打各类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法行为;从各地广泛开展“绿书签行动”集中宣传周活动,到“护苗·网络进课堂”2019乡村行活动;从协同各党政部门齐抓共管,到推动互联网企业、学校、家庭共同参与……“护苗”扎实有力,“育苗”成效斐然。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一年来,“护苗2019”专项行动紧紧围绕构建集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参与、学校引导、家庭教育为一体的“护苗”综合安全体系工作目标,深入开展市场清查,狠抓案件查办,积极开展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两个整治:净化成长环境   “扫黄打非”部门大力开展两个专项整治,即中小学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和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有害应用及信息专项整治。各地“扫黄打非”办联合相关部门,集中力量清查校园周边市场,全面清缴文具店、书店、报刊亭出售的“口袋本”图书、低俗游戏卡片和非法出版物。如河南全省检查校园周边书店、打印店7000余家次,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万余件。福建取缔校园周边地摊42个。全国共组织校园周边市场检查16万余人次、标记校园周边重点点位8000余个,进一步净化了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在集中清理网上涉未成年人有害信息方面,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学习类App专项整治,进一步强化行业监管,严格“进校园”审查备案制度,查处“互动作业”等十余个违法违规产品,清理下架200余款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应用。各级“扫黄打非”办协调网信、公安、通信等部门,开展“护苗”网络监测处置工作,将“邪典”动漫、儿童色情视频,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有害短视频、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漫画纳入重点监测,及时发现并清理了一大批网络有害和不良信息。各地结合“净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强化整治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络文学、网络漫画,惩治了一批违法违规企业。   案件查办:维护少年儿童权益   各地坚持“以打开路”,全年累计查办网络传播涉儿童色情信息、制售盗版少儿读本、盗版中小学教辅教材、色情漫画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利用学习类App传播低俗信息等各类型“护苗”案件190多起,其中刑事案件40余起。通过从快从严查办案件,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不法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各地成功侦破多起各类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权益的重点案件。北京破获“曼陀SP山庄”网站传播虐童淫秽色情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大量虐童色情视频及图片。浙江杭州破获系列色情漫画网络平台传播淫秽物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9名,捣毁8个色情漫画平台。天津破获“9·06”重大仓储非法出版物案,查获非法少儿动漫作品64万余册,码洋1400余万元。广东破获一起非法少儿出版物案,查缴侵权盗版少儿音乐教材等出版物53万余册、盗版光盘8.6万张。   公检法部门严厉打击直接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查处多起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猥亵儿童新型性侵害案件。四川、甘肃各破获1起以招募童星、模特为名,诱骗女童拍摄不雅视频图片案件,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内蒙古包头判结“9·11”马某某录制传播淫秽色情视频案,马某某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安徽六安办结“8·19”传播性侵儿童视频案,三名案犯均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以上并处罚金。   教育引导:营造“护苗”氛围   “绿书签行动”是“护苗”行动正面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各地大力开展“绿书签”集中宣传周活动,采取派发绿书签、名家讲座、广场宣传、签名倡议、推荐优秀读物、播放公益视频、征文比赛、优惠购书等多种方式,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及信息。全国各地各部门累计举办绿书签活动8000多场次。   活动中注重发动党政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营造浓郁的“护苗”氛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互联网企业制作“绿书签行动”公益短片和青少年网络素养课轻动漫,向全社会倡导行动理念、传播网络素养知识。江苏组织电影院线在暑期农村电影、中小学生专场电影放映前,播放“护苗·网络安全课”教育公益宣传短片,达13000场次。江西全年组织300余场名家进校园公益讲座。天津发动市、区两级少儿图书馆开展百场名家讲座。黑龙江将绿书签活动与“我是你的眼”公益助盲行动相结合。福建探索在部分学校建立“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基地”。海南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家长课堂”等平台讲授网络安全知识。各地积极发动互联网企业参与“护苗”行动,通过网站、客户端发布“护苗”动态,引导群众支持参与“护苗”。   网络安全课是“护苗”教育引导工作的一个亮点。下半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导腾讯公司开展“护苗·网络安全进课堂”2019乡村行活动,为12个省区市50多个乡村地区的24万名中小学生及留守儿童带去内容生动的网络安全课。各地自发举行网络安全课授课活动5000余场,参与活动的学生及教师达86万人次。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护苗”工作责任重大,“扫黄打非”部门要站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高度来推进工作,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扫除侵蚀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文化垃圾,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枝叶茂密、生机勃勃的“精神防护林”。(记者 杜羽)

“剑网2019”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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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剑网2019”专项行动通气会上获悉,今年5月至11月,全国各级版权执法部门会同网信、通信、公安等部门,围绕当前互联网版权治理热点难点开展多个领域专项整治,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0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075万件,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450件,其中查办刑事案件160件、涉案金额5.24亿元,不断规范网络版权秩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网络版权环境。   近日在“剑网2019”专项行动通气会上获悉,今年5月至11月,全国各级版权执法部门会同网信、通信、公安等部门,围绕当前互联网版权治理热点难点开展多个领域专项整治,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0万条,收缴侵权盗版制品1075万件,查处网络侵权盗版案件450件,其中查办刑事案件160件、涉案金额5.24亿元,不断规范网络版权秩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良好网络版权环境。   “剑网2019”专项行动聚焦院线电影、媒体融合发展、流媒体、图片等重点领域,开展版权专项整治,加强平台版权治理,查办了一批侵权盗版大要案件,进一步净化了网络版权环境。北京、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宁夏等地相继查办盗录盗版院线电影重点案件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打掉盗版影视网站(App)418个,涉案金额2.3亿元。各地积极开展点播影院版权专项治理,上海查办点播影院侵权案22起、湖南查办点播影院侵权案16起。专项行动积极贯彻中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部署,着力强化主流报刊台网版权保护,相继查处北京“新华丝路网”新闻作品侵权案、江苏无锡自媒体非法转载案、广西南宁自媒体非法转载案等,严厉打击侵犯传统媒体新闻作品著作权行为。在加强图片市场、流媒体领域版权重点监管方面,北京部署下线侵权图片3000余万张,江苏查办徐州“7KK图片网”侵权案、“韩剧TV”App侵权案,河北查处“pngtree图片网”侵权案,福建查处“涂鸦设计网”盗版图片案、“嘀哩嘀哩网”侵权案,上海查处“人人视频”App侵权案等,不断规范图片和流媒体领域版权秩序。   各级版权执法部门围绕版权保护体系守正创新,进一步提升网络版权重点监管工作能力和水平。国家版权局加大院线电影版权预警力度,扩展版权预警覆盖面,公布7批67部重点作品版权保护名单,对《流浪地球》等院线电影进行重点版权预警保护,建立侵权盗版网站(App)联控机制,删除涉院线电影侵权盗版信息3万余条。国家版权局联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高检院等部门联合挂牌督办侵权盗版大要案件90起,对江苏、河南等14省版权重点案件查办情况进行督导。各地采取多种措施夯实版权执法基层基础工作,江苏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集中办案周行动,河北建设网上侵权盗版线索查询平台和作品版权登记大数据平台,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市签订《长三角地区共同营造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环境合作协议书》,江苏、浙江两省联合开展版权执法培训强化跨省执法交流,广东加强珠三角地区版权执法区域合作和部门协作。   通气会上,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协调管理和执法督查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相关负责同志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作了总结,对下一步深化网络版权治理提出了意见,并发布了“剑网2019”专项行动十大案件。该十大案件分别是:中兴华睿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侵犯新闻作品著作权案、江苏扬州马某予等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上海陈某等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山西“圣城家园网”侵犯著作权案、江苏南京“韩剧TV”App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湖北浠水91系列网涉嫌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柔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传播盗版电子出版物案、江西吉安“5·28”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山东淄博“6·26”涉嫌侵犯标准作品著作权案和上海吴某锋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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